齐人看重周礼，向鲁国借鉴、学习，显示了其积极进取、灵活开放的一面，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。然而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。如在君臣关系方面，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，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。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“事君之礼”说：“见有礼于其君者，事之，如孝子之养父母也；见无礼于其君者，逐之，如鹰之逐雀也。”（《左传》文公八年）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，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，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，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。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，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。再如婚嫁习俗方面，“同姓不婚”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，不论男婚还是女嫁，均不找同姓。鲁国还特别注重男、女之别和夫、妻之别，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，“同姓不婚”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。正因如此，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，例如，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商鞅说：“如秦戎翟之教，父子无别，同室而居。今我更制其教，而为男、女之别，大筑冀阙，营如鲁、卫矣。”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，在这方面，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。
齐、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，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，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记公孙丑问孟子说：“夫子当路于齐，管仲、晏婴之功，可复许乎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子诚齐人也，知管仲晏婴而已矣。”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。其实，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，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，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、灵活、积极的特质。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：“齐实未可轻也”（《湖楼笔谈》卷二）。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，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，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。
最后，还有必要谈一谈“鲁文化”与所谓“邹鲁文化”的概念问题。
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，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，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。关于孟子的里籍，《史记》称其为邹人。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，历来存有争议。但不论如何，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：首先，孟子居地近鲁。他本人曾说自己“近圣人（孔子）之居若此之甚也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；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；孟子在齐，丧母而归葬于鲁，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；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，并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，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。因此，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孟子为邹人，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，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。邹国就是邾国，在春秋时，“邾”有两种读音，《公羊传》读为邾娄，《左传》读为邾，对此，王献堂先生解释说：“古人音读有急声，有漫声，急声为一，漫声为二，而其漫声之二音，亦可分读。......漫声连举为邾娄，急声单举为邹，漫声分举，则为邾为娄。”（《邾分三国考》）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。这就是说，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，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。
邾国立国较早，周朝灭商后，又封曹侠于邾，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。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，邾君曾言“鲁击柝闻于邾”（《左传》哀公七年），春秋后期，“邾庶以其漆、闾丘奔鲁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），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。这样，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。
邾为曹姓国家，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，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。如邾人用人殉葬，用人祭社，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。鲁人就称邾人为“夷”，邾、鲁两国文化差异较大。只是到了战国时代，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，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，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，使邹地名声日隆，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。在这一点上，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，而且，由于孟子的原因，自战国时起，人们将两地合称时，还把“邹”放在“鲁”的前面，而称为“邹鲁”。因此，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，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，还是以“鲁文化”（而不是“邹鲁文化”）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。
文章来源：中国山东网
